2008年10月26日

《德黑蘭的囚徒》:淡化記憶的重量

《德黑蘭的囚徒》適合讀者:關心好奇中東社會的讀者 

因為一位女性受害者死前慘遭凌虐的新聞,受害者之一選擇回顧她的前半生,她原本打算隱藏的過往那兩年被心痛消融掉,所以她決定道出她所經歷到的政治、宗教迫害,在女性最美的時刻,她只有努力活下來的念頭,二十年的歲月與那二年看似不長的年歲對比,二年猶如身體上無法消除的傷痕。
 
 德黑蘭的囚徒    來源   Prisoner of Tehran
 來源
德黑蘭的囚徒》由伊朗籍作家瑪莉娜奈梅特(Marina Nemat)撰寫,目前她與夫婿移民至加拿大,早已遠離家鄉伊朗,然而2年牢獄之災卻是她深夜夢迴無法放下的重擔,這個故事聽起來非常荒謬,她能活著走出來是個奇蹟,如果是真實的,作家患了被害者
德哥爾摩症候群(Stockholm Syndrome)的機率極大,如果是杜撰的,她選擇了一個極有爭議的小說題材,然而不論真實與否,作家有許多部分隱匿未寫,也許是出於伊朗女姓、基督教徒的矜持保留,也許是她不敢寫也不能寫。
 

小說情節是16歲的
瑪莉娜是信仰東正教的基督教徒,與伊朗信奉伊斯蘭教的信仰起了衝突,屬於異教徒的她選擇不遵照伊斯蘭教的傳統,她希望保有基督教的信仰習慣,於是在課堂上她要求授課教師停止伊斯蘭教政治言論、專心上課,教授卻回答她如果不喜歡這門課可以走出教室,於是瑪莉娜離開教室,她的行動帶起全班同學的力挺,所有同學都離開教室。瑪莉娜的行為被視為政治異言,她的同學分別被逮捕,被關進伊斯蘭革命時期最惡名昭彰的伊朗艾文監獄,她的同學多數被凌虐,獄卒逼迫她們供出其他反抗份子的名單,而他()們不過是未成年的少年少女,多數捱不住虐打只好投降認罪,最後輪到瑪莉娜被捕,然而死前一刻她的人生轟然巨變。

(以下有小說與電影「少女奧薩瑪」情節洩漏)

瑪莉娜在被處決前,
在牢中負責看守她的阿里緊急送來一封由當時的伊朗統治者何梅尼封印的文件,瑪莉娜逃過死刑,改判刑為無期徒刑,原來是阿里運用關係、與何梅尼交好,然而這份救贖卻有代價,代價是瑪莉娜必須捨棄基督教、改信伊斯蘭教,
還有嫁給阿里當妻子,於是白天她是囚犯,晚上她是看守者的床伴。

電影「
少女奧薩瑪」由愛爾蘭、日本、阿富汗集資拍攝,此片最後在伊朗完成,阿富汗與伊朗為敵人卻有相同的社會背景,電影深刻感傷,突顯伊斯蘭社會對於女性的暴力,純粹是出於佔有、恐懼與性別歧視。片中因為塔利班政權壓迫女性生存權,導致女性無法出去工作、男性又多在戰場或戰死,家中只剩下老弱婦孺,無可奈何之際12歲的少女Osama女扮男裝出去工作養家,最後因月經流血曝光,她被判給嫁給足可做她爺爺輩以上的男人的小老婆,Osama的丈夫藉由法律、婚姻獨厚男性的條文強暴12歲的她,電影最後幾幕尤其尖刻,他強暴她後滑入水盆中沐浴、放鬆,鏡頭中沒有她的存在。 

很多人認為「
少女奧薩瑪」有政治灌輸的意味存在,是美國擊倒塔利班政權的教育電影,或者是北方聯盟與塔利班政權的權力討伐,少女奧薩瑪」的主軸不是探討阿富汗女權的無尊嚴,變成政治角力,告訴觀眾塔利班政權是伊斯蘭魔鬼,人人皆可誅之。不管如何詮釋少女奧薩瑪」的電影情節,出於伊斯蘭社會的悲慘故事已由不同國籍、團體的作家、電影暴露,其中不乏伊斯蘭女性受害者揭下面紗來發聲,對於習於隱藏面紗後的女性而言,有個普通家庭、養育兒女會比討自己的人權來的快樂輕鬆,是無盡的苦痛督促她站出來,這樣的故事在《中東現場》、《喀布爾美容學校》、《誰殺了喀布爾女人》、《活活燒死》、《我被爸爸賣了》、《喀布爾的書商,和他的女人》、《美名之路》、《在德黑蘭讀羅莉塔》都存在,也許是誇張或者放大悲劇,但不是串通起無數的悲劇。 

對照「
少女奧薩瑪」就聯想到《德黑蘭的囚徒》中瑪莉娜的處境,Osama因欺騙原先是判絞刑,那個老男人以主人之姿買下妻奴,Osama形同在男人腳下服刑,因男人等同法律。瑪莉娜在小說中寫道阿里是因為「愛上她」而向何梅尼求情放水,最後的刑罰轉為白天囚犯、夜間妻子,他們的初夜也是男方以法律、婚姻之明證言順強暴女方,之後還有數次強暴行為,這裡形成認同的反差,少女奧薩瑪」是認為野蠻,《德黑蘭的囚徒》是認為出於愛意。

接下來為劇情的大轉折,她被判出獄、阿里因為政治鬥爭被人暗殺,阿里的家人讓她與她真正愛的男人結婚(誇張的是阿里也知道她真正愛的是誰)、幫她逃離伊朗,所以
瑪莉娜來到加拿大,開始她自由的人生。瑪莉娜明顯對阿里交雜恨意、感激,也許還有一點愛意,很難不認為瑪莉娜隱瞞了部份實情,有關於他們婚姻的真相,不管她隱藏了多少,她有她的理由與立場,就小說而言,太過真實與略有虛構的差距極大,在我看來,作家選擇虛構出一個深愛她的男人,淡化掉他的政治背景、婚姻暴力。 

如果作家寫出真實版本,所激起的波濤駭浪也許是跨到政治氛圍的可怖,所以她選擇以女性立場來書寫,她寫艾文監獄的牢獄生活,遮掩了獄卒強暴女性囚犯的行為;她寫她與阿里間的生命糾葛,埋下了她被判給他的婚姻實情,就某些情境來說她是他的肉票,而讀者卻無法知道她是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還是創作一個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女主角,當然就小說的題材而言,話題性大過真實度,美化與控訴未必相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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