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擁抱》適合的讀者：對此書期望不是很高的讀者
讀完《靈魂擁抱》後，與許多讀者一樣，對小說有一個疑問，這個問題就是：「《靈魂擁抱》真的是侯文詠的作品嗎？」因為《靈魂擁抱》讀起來是很不像侯文詠的長篇小說風格。從侯文詠的《白色巨塔》、《危險心靈》兩部長篇小說開始，作者從溫馨、感人的頑皮故事跨入社會，以文字證明光亮的角落還是有黑暗，且黑暗如影隨形，有明就有暗。
來源《白色巨塔》、《危險心靈》兩部故事都模糊了黑白、明暗的差異，深入探討角色們的感受，於是這些角色的感受成為震力，最終觸及了讀者的內心深處，喚起讀者同樣的莫可奈何。《白色巨塔》寫權力鬥爭下的屈服與無奈，《危險心靈》探討制式教育下的困惑，這些議題不論是否為作者本身的社會觀察，不論是否有沒有給予讀者一個解決方式，兩部小說都是相當不錯的社會寓言。
頂著《白色巨塔》、《危險心靈》的暢銷與改編成電視劇的熱度，侯文詠的長篇小說敘事功力在《靈魂擁抱》中卻成為了缺點。在《靈魂擁抱》中，作者一方面要延長故事，一方面要寫角色的多重面貌，又要碰觸到新聞議題，分心的結果反而造成小說的致命傷─不深刻。原本這三點合一的成果會如同《白色巨塔》、《危險心靈》的撼動人心，但是用在《靈魂擁抱》卻成為浮動、羶色腥的創作品，而且小說要由浮動、羶色腥的層面上升去討論人與人靈魂貼近的疑問/實證，不只是造成金字塔下層到上層的的差距，還有正與反的差異存在，這裡的上下、正反不是指道德的是非對錯，而是接受者的人數多寡與接受者的感受差異。人的行為、感受和人的靈魂可以當成兩條平行線，而且探討靈魂這個議題就遠比《白色巨塔》、《危險心靈》的社會觀察還要困難，所以作者等於是在挑戰自己，也向讀者下了戰書。
既然靈魂這麼難寫，事實上寫得極為深刻又成功的作家也沒幾位，多數都成為附有教化意味的模仿品，事實上能證明靈魂存在與靈魂貼近的作家也不是大眾文學作家能夠負擔的議題，所以作者寫這本書應該不是自曝不足之處，極有可能是寫大眾更能接受的小說─諷刺小說。
換一個角度想，如果作者是想藉由「媒體生態」來寫靈魂，也就是用媒體這種「大劊人心」的報導方式來達到極大的「諷刺」效果，那作者可能就成功了。作者在小說中用斗大的新聞標題來當作鋪陳，而且不難發現這些標題與搶新聞的方式都是「狗仔隊」式的，像極某些報章雜誌大舉進入台灣新聞界的報導形態；還有神似台灣某個網路小說作家的發言，這個小說作家和其他網路知名人士的對嗆也造成了兩方粉絲的對立，結果對錯問題與支持、反對者多寡畫上等號；另外還有一個最切合現實的新聞炒作議題─女性的貞操問題，女性貞操存在與否、貞操能否代表純潔清白，或者就可等同於事件中的被害者。如果作者是用以上這些類似記者的寫法來反諷操作這些話題的媒體，那《靈魂擁抱》從書名到內容都純然是諷刺媒體、書中角色所指的對象或者是讀者本身。
讀者可能發現《靈魂擁抱》與史蒂芬金的《戰慄遊戲》使用題材的相似度，差別在於《戰慄遊戲》全書都是在寫頭號書迷安妮的變態行徑。史帝芬金書寫安妮「饌養」作家保羅薛頓(史蒂芬金)的方式讓讀者頭皮發麻，讓讀者了解愛慕與癡狂中的一線之隔。而瘋狂書迷的騷擾只是《靈魂擁抱》的一部份，而且還給了這種瘋狂舉止一個合理又讓人同情的解釋，似乎替瘋狂讀者找了一個解套方式。也許史帝芬金與侯文詠兩位作家的讀者數量完全不能相比，更因作品題材、寫作數量的不同，瘋狂讀者成為史帝芬金的一個惡夢，對於侯文詠則只是一個可以摘取的題材，所以兩書在寫瘋狂書迷的強度上自然不是相等的，《戰慄遊戲》強調一致的破壞力，《靈魂擁抱》則用溫和的收尾，這樣的書寫也造成小說產生頭重腳輕的缺陷。
《直搗蜂窩的女孩》適合的讀者：欣賞莎蘭德的讀者
一些擁有二部曲、三部曲或是多集數的小說都是為了結局而鋪陳，於是一個完美、和平的結束比故事還早生成，這樣的故事美則美矣，卻缺少了中間的續戰力。史迪格‧拉森的千禧系列三部曲則是一個特例，他的千禧三部曲不是製造一個完美的故事，而是寫出一個傳奇。從《龍紋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到《直搗蜂窩的女孩》，作者小題大作，將故事的格局越寫越大、越寫越深，甚至從小說踏進另一塊虛假難辨的區塊，道盡新聞報導、政治國際間的角力，這份虛實在《直搗蜂窩的女孩》中變成極為重要的故事養分，也可以說作者以他本身的職業─記者的角度來寫小說，挖出北歐那塊看似世界樂土下的「可能」與「危機」。 
來源從《龍紋身的女孩》開始，看到一個別於以往小說中設定的女主角。女主角莎蘭德是一個被社會大眾認為的精神病患、反社會者、社會邊緣人，或者是一個犯罪者。由於莎蘭德複雜的性關係、攻擊性、犯罪傾向使她被社會的集體評分的眼光設定在人格的低分群，照理說，莎蘭德的人生似乎會成為悲劇、弱者、受害者，且永無止盡的處在被害層級。事實上，她也曾是受害者，受到家庭暴力、同儕霸凌甚至是嚴重的性侵害，從小說內容來看，小說中的這些加害者都認為莎蘭德咎由自取，因為莎蘭德有攻擊性、男女關係混亂等習慣，然而忽略了一個潛在又明顯的事實，一個人的自願與否、沉溺其中在介於道德難以評斷的事物中不等於就可以被迫、被傷害，然而莎蘭德的放蕩卻變成這些加害者的理由，她的需求演變成被剝削。
《龍紋身的女孩》的主要謎題是布隆維斯特調查的案件，這個案件恰恰與發生在莎蘭德身上的事件交集，形成絕妙的呼應。《龍紋身的女孩》的故事要點在提醒北歐幾個相較之下接近男女平權或是女權高漲的國家，仍然存在憎恨女人的男人，這些男人認為女人在家庭或是社會中的地位就是低賤的玩物，而且女人是一種引起犯罪、無自制力的生物，所以男人就是該給予教訓，用暴力或性暴力讓女人聽話臣服，以滿足男人本身無容量的自尊。若是普通女性，遭遇上述男人的暴力相待，可能選擇報警求援或悶不吭聲，但是莎蘭德兩條路都不走，她選擇自己復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且是加倍討回來。
《龍紋身的女孩》的故事精采之處就是在此，一個讓人驚豔又與眾不同的女主角，一個可以將痛楚傷害與生活隔絕開來的女主角，一個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別人的女主角，一個擁有反制能力的女主角，一個我行我素卻又矛盾萬分的女主角，然而千禧三部曲不是在歌頌莎蘭德，因為莎蘭德應該被歸為怪胎或奇葩，且身上不全然是正面能量。
在《玩火的女孩》與《直搗蜂窩的女孩》中，莎蘭德是一個主要的棋子，但是操縱她的人不只是男性的性慾與暴力，還有政治的力量。《玩火的女孩》帶出國家機密下的疑雲重重，莎蘭德的人生不只是被名喚父親的男人所摧殘，還有更深更重的風暴企圖捲息她。然而《玩火的女孩》是一個中站，是一個轉折，是從家庭、社會到國際陰謀的一個轉換點，所以《玩火的女孩》夾雜著混亂的氣息，直到《直搗蜂窩的女孩》才沉澱下來，穩穩鋪陳真相的核心。在《直搗蜂窩的女孩》中，讀者總算看到較為接近社會公理、平權平等的概念，這份概念也是莎蘭德選擇暫時倚靠的事物，也可以視為作者本身對於記者生涯所遇之冤的態度。
《直搗蜂窩的女孩》雖然看似有正義的加持，卻也存在著曖昧的氣氛。小說中一方面是為莎蘭德平反，讓「印象分數」與「有罪與否」區隔開來，除去她個性、裝扮、性癖好使人暗生的犯罪印象，從這點看來，作者是朝著人權公理行進沒錯，但是莎蘭德是一個浮動的角色，她沒有普羅大眾的強烈正義感，她只是為自己而活，所以她在為平反之際，選擇遮蓋某一部分的自己，這部份就是會被判「有罪」的莎蘭德。
因為《直搗蜂窩的女孩》所談論的正義是公理、犯罪、復仇的調和物，所以小說中的莎蘭德未必能看成捍衛正義的勇士，她只是一個企圖為自己討回公道的被害者/復仇者，或者可以說從《龍紋身的女孩》、《玩火的女孩》到《直搗蜂窩的女孩》中所論及的人權、正義、勇氣，都屬於莎蘭德自己的，而非所有人能擁有、適用，所以小說以亞馬遜女戰士、各部族的女戰士畫龍點睛，莎蘭德如同這些女戰士也是在必要之時做同等、加倍的反擊，她的抗暴與社會正義未必成為對稱，她的奮戰都是屬於她個人特質所反應出的必要之善惡，就因為她如此特別，千禧三部曲絕對是個傳奇。
《斯德哥爾摩復活人》適合的讀者：喜歡《血色童話》的讀者
在不少小說中，發揮了對死的想像。這些小說不只是寫死亡的可怖，也寫對死的質疑。人的軀殼不過是個容器，在容器中的靈魂或稱為人的東西則是可更換的質量或物體，在這個無法明確定義的觀念裡，死亡本身就是最神秘的題材。然而單單是寫死亡這件事不足為奇，於是作者發揮了最大的想像空間，寫死而復生，而死者卻擁有了別的靈魂。
來源 在史蒂芬金的《寵物墳場》中傳達了生者對死者的思念，然而復活的往生者沒有原來的心智，卻變成了地獄來的訪客。《寵物墳場》的力量不單單是招喚地獄怨靈，最深的惡果在於活人期盼已逝者復活的自私心態、活人希望換取已逝者完整的身靈軀殼，但是交換需要代價，於是生者就和地獄達成不公平的協議，已逝者保有原先軀殼，靈魂卻易了主。
《斯德哥爾摩復活人》同樣站在生者不捨的立場上對於死亡大書特書，作者卻對「死者復活」這件事採取了另一種不等質交換的寫法，將死者復活寫成了經過電力失序下的產物，因此這些死者宛如充了不足電力的人類，在行為模式、外表上不像人類，但也很難歸為惡靈。在生者期待或是不捨的心態下，這些復活的殭屍不一定是心懷惡念，而是存著不足、變異的本性行事，或是說在作者的筆下，充滿人類身靈的物質無法明說，但是灌滿了就是人類，而一旦缺乏或變質就是小說中那種介於生死間的生物。
由於小說的重點不在於寫死者復活時的變態景象、殭屍橫行，還是觸發人類原有對於死亡的恐懼與盲點，以及那個社會下面對死者集體復活下可能產生的舉止。在《斯德哥爾摩復活人》中，死者復活衝擊了人類原有的價值觀，原先求助於科學或是宗教的人都將失去自己肯定的認同，生死的界線也被抹消，因此人類的死成了一種游離的定義，所以對於某些生者而言，這些殭屍是復活；對於其他生者來說，這些殭屍只是提醒逝者難回。
小說的立意是寫死亡這件事，而非描述人非人、鬼非鬼的恐怖人間，所以這本小說很難看做成恐怖驚悚小說，更何況小說賜予的「想像畫面」非常多，使小說成為讀者自行勾勒畫面的圖像書，或是說，每一個國度、宗教、家庭下對於死亡、復活的觀點本來就是迥異的，小說只是說明幾種可能，絕非挑戰宗教、道德寫下的定律。如同《血色童話》一樣，將吸血鬼隱藏在冷冽的北歐國度裡，《斯德哥爾摩復活人》在小說中同樣去處理了這個國度對生死間的衝突，然而卻和其他不同地域處境下的小說一樣，作者終究沒有對於死亡做出一個合理的解答，於是這本小說還是對死亡做了實驗，讓讀者假想死亡，也為生者的感情找了一個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