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規中矩的謀殺：《十一字殺人》

《十一字殺人》適合讀者；推理小說新手 

以這幾年台灣翻譯的推理小說來看，《十一字殺人》實在不算高明之作，與現今的東野圭吾其他作品相較，《十一字殺人》也不是驚豔之作，《十一字殺人》充其量是代表作家創作早期的小格局作品，一場中規中矩的謀殺案，沒有意外的兇手、沒有兇殘的殺性，在內容、兇手、謎題上皆被東野圭吾其他推理小說遠遠追過。 

《十一字殺人》的主角是一名女性推理作家，她的男友與她交往數月後卻意外身亡，作家決定與朋友調查男友死因，追查到運動廣場的董事長以及員工，然後拼湊起一場無人島的事故，這場事故造成一人身亡，而當時的團員中某些人也在事故後遭到謀殺，線索是「來自於無人島的滿滿殺意」恐嚇紙條與當時參加的團員姓名，女作家需從中找出翻船事故的原因，推敲殺她男友與其他受害者的兇手。
這本書很好閱讀，容易產生閱讀成就感。閱讀此書大概快一半時，就可以將兇嫌索定在三個人之中，看到超過一半時，其中某一個嫌疑犯的嫌疑越來越大，再看個幾頁，其實就可以確定兇嫌是誰了，信心上揚的結果去找東野圭吾的其他小說來看，一看發現推理經驗值還是沒有上升，這並非讀者們的推理能力突然大增，而是這本推理小說從殺人、死亡、謎底是一直線的，就算有分出去的支線也不會擾亂閱讀敏感度。當然會覺得小說謎底易摸索的原因是市面上多的是讓讀者看到結局才恍然大悟的推理小說，也許有讀者會覺得會不會是作者故意把故事寫簡單，然後擺讀者一道，此書當然沒有使用這種手法，沒有伏筆、沒有作者的耍詐，《十一字殺人》自然如清澈見底的小河一般，沒有作者的刻意遮掩，但河水清清也是小說之所以變成普通推理小說的原因。 

如果某一天東野圭吾改寫《十一字殺人》，如果用《徬徨之刃》的豐沛殺意仇恨來重塑，小說會混雜更深層的壓抑與暴力，其實《十一字殺人》的簡單故事存在著變成《徬徨之刃》那般社會、那般血腥的骨架，因為《十一字殺人》牽涉到「自私」與「選擇」，多數人面對他人患難之際會選擇救他一把，然而多數人遇難之際時，那個最逼近死亡的人未必能獲得多數人救援，這是生存條件的「自私」與「選擇」，作者用很淺白、平易的寫法來完成這個巨大深沉故事，也可以使用另一種方法來寫作，用更深的情緒去模擬逼近死亡的情境、心情。 

此書沒有人際的稠密性，當角色自願追兇、被迫選擇某條生命時，人與人的緊密關聯卻是缺乏的，也許是因為人心太過複雜，也許是作者的簡化，造成小說缺乏一種「追兇」的必要性，在閱讀《徬徨之刃》時能感受到被害者家屬的心痛與恨意，在《十一字殺人》是感受不到的，也許這樣不影響多數人的閱讀感，然而這對我而言卻是必要的，救人要有勇氣，殺人亦是，除此之外還得有強大的推動力，所以這是本好讀易啃的推理小說，但不是本讓人印象深刻的推理小說。 

(感謝皇冠何小姐給予的試讀機會)

性別弱勢者的選擇─《單戀》

《單戀》適合讀者：性別認同障礙者 

也許是家人懷孕的問題牽動了一些想法，也才發現「性別」的問題比想像中都大。這個社會塑造了「兩性平等」、「兩性平權」的前提，但是要不要提出這個前提是個人心證。 就我個人而言，沒有對任一性別特別偏愛，然而在「性別」與「家庭」的衡量上，我卻走向我很不喜歡的觀念─「傳宗接代」，即使我不覺得家族香火只能由男性決定，我也不覺得族譜上掛上男性名字是正統，有時甚至覺得男性獨大的家族觀是待商榷的，然而和各種不同年齡的人討論到這點，不管是女性主義者或中性觀點者，多數人對男性獨大家族觀感到鄙視，卻也跳不出「傳宗接代」的牢籠。「傳宗接代」、「男性獨大家族觀」讓我很不欣賞絕對的男性與絕對的女性，而在我的觀感中，絕對的男性就是絕對的沙文父權，絕對的女性就是完全被否定的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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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男性與絕對的女性是絕對的兩端，男性與女性卻為屬性相近的兩極。東野圭吾的《單戀》跳脫推理小說的範圍，去寫一個廣泛的議題：「先天的性別決定」與「後天的性別改造」的交戰部份，去討論性別與自由意志的衝突。人不喜歡父母取的名字可以改名，人不喜歡父母給予的長相可以整型，那人不喜歡父母賜與的性別可不可以改變？人是男性、女性荷爾蒙混雜成比例(《單戀》一書是以梅比斯環比喻)，如果後天選取某種赫爾蒙，就性別改造就不是全面翻修而是修補納進了，那先天與後天的牴觸應當減低。就這個性別議題，東野圭吾以主角「女身男人」的姿態來寫性別認同問題，主角美月是想以一個男人的身分活下去的「女身男人」，歷經與男人結婚生子的忍耐之路、與男性發生關係的消極之途，美月以「女身男人」的矛盾心態往「男人」之路前進，然後被捲入案件，案件與推理不是重點，重點在於鋪設美月的男人之姿，所以這般嚴肅的性別認同問題，讓許多讀者質疑這本推理小說與性別認同間的連結。
書中的案件雖不是重點，但是對「女身男人」是非常痛苦的。以電影「男孩別哭」(Boys don't cry)揚名的希拉蕊史旺(Hilary Swank)，在電影中有兩場特殊的戲，一場是女同志親熱戲，一場是她被兩個男人輪暴的戲，性與暴力的電影何其多，電影「縱慾」(個人認為翻成自由意志較好) 的強暴犯性侵戲、「不可逆轉」長達10分鐘的強暴毆打戲，讓許多女性觀眾膽顫心驚，「不可逆轉」的導演認為強暴案件比謀殺案多上許多，這種被傷害的恐懼感必然存在，然而對一個「女身男人」而言，痛苦與揪心在於她是被男人當成「女性」強暴，始終被男性用打量女性、衡量體能差距、男女生理差異的觀感對待，代表她即使裝假陽具、改變穿著外表、修改用語詞彙，她還是被男人視為女人，而非男人在面對忌妒、惡鬥時的打架群毆，如果「男孩別哭」的她是被男人圍毆，也許她不會傷心哭泣。以同樣的案件來理解《單戀》的美月，頓時明白她的恨意，暴力固然可怕，施展暴力所發洩的輕蔑才是受暴者的深層恐懼。

 東野圭吾是我頗喜愛的推理小說作家，我對他小說裡特藏的殘忍感到心悸，卻也欣賞他的坦白，讚嘆他說明這就是事實的態度，不管是暴力的、冷血的或是兩性的。東野圭吾《單戀》採取至高點的向下俯瞰，去看人類選擇性別上的不平等，人可以在穿著打扮上選擇男性、女性、中性，男性可以畫眼線、戴首飾、穿粉色衣物，女性可以剃短髮、束胸、穿男性衣物，又或者男性不再是陽剛、女性不再是柔弱，不管是家庭分工、社會責任，男女的差別不再是天南地北，然而人卻散失在梅比斯環裡選擇自己要的面向的勇氣，也許造物者只是給予人一個較為適合的性別，接下來就是自己去適應了，不習慣的人就去改變，這要付出代價，然後再去適應。

 主角美月生來是女性，甚至擁有女性美好的長相身段，在求學過程，她找到她適合的性別─男性，在家庭期待、社會風氣的壓抑下，她選擇走入家庭成為母親、妻子，本想勉強壓下男性的屬性，然而性別是蠢動的梅比斯環，越想將某面視為女性，沒想到梅比斯環的男女兩面相接，所以美月失敗了，她決定服用男性賀爾蒙，又殺了人，當求助大學同學西肋時，她回憶品嚐起與西肋發生關係、暗戀西肋妻子的過往，然後美月又不告而別，她還是選擇逃離了性別的某一個區塊。

 東野圭吾的「單戀性別」是指「如果我們不明白那個道理，我們就始終只是在單戀—只戀上了對方性別中的某一個部分而已。」性別的生理與心理層面同樣可以更動，若將生理的差別當做男性、女性心理的法定標準值的話，就忽略了人體男性、女性荷爾蒙俱存的意義，先天有了一個性別，然後有選擇權去決定壓下比例較高的性別、提升比例較低的性別，這就是東野圭吾筆下認同的「無性別」─「大家都被分成男人或女人，但是僅止於此，區分性別根本沒有意義。」

也許從一個屬於無性別之者口吻來顯示「無性別」的觀點是最恰當的，作家用一個男性穿著打扮、沒有施打男性賀爾蒙、無變性的酒吧老闆的口吻來說：「因為我不認為自己異常，我相信以這顆心，擁有這具軀體，就是我自己。」如果選擇自己所要的性別，不從變性手術而從心態、行為、性向來選擇，社會給予的觀感是否就能對此產生性別認同？多數的答案是否定的，所以酒吧老闆又說：「我認為性別認同障礙這種疾病並不存在，應該治療的是試圖排除弱勢族群的社會。」性別具有不同的社會期待，期待造成落差，落差造成傷害，當強制壓迫一個人身上存在的性別面時，這個人便是性別弱勢族群，性別選擇與過度使用某面性別是兩回事。 

富士日劇「最後的朋友」充滿情人暴力與同性戀情，主題是love(愛)、liberation(解放)、agony(苦惱)、solitude(孤獨)、contradiction(矛盾)，劇中五位角色分別扮演這五種個性，其實每個角色都有這五種屬性。值得一提的是扮演岸本瑠可的上野樹理，卸下「交響情人夢」的「野田妹」的可愛裝扮後，這次扮演眼神犀利、個性豪邁的女同志，扮相髮型也像男性，非常搶眼。

除了上野樹理外，飾演水島武的瑛太、飾演瀧川繪梨的水川麻美也是「交響情人夢」的重要角色，其實這部戲的主打就是這幾個好演員，因情人暴力是老調重彈。故事是描述自破碎家庭長大的藍田美知留(長澤雅美飾演)對她男友及川宗佑(錦戶亮飾演)的暴力與關愛無法割捨，兩個相近的受傷靈魂，在家庭失和中找到彼此，女方卻一再承受男方的控制、壓迫、肢體暴力，日劇這時通常會安排白馬王子出現，然而「最後的朋友」出現的是「女身男人」的「白馬公主」，岸本瑠可(上野樹理飾演) 扮演女性越野摩托車賽車手，中性裝扮的她對藍田美知留一往情深，卻因女性身份而卻步，而水島武(瑛太飾演)也愛戀岸本瑠可，然而他的心裡卻存在幼時的陰影，「她愛上她」與「他愛著她」的難題讓五個人糾纏不清，一如《單戀》的男男女女，變成「Prisoner of love」(愛情的奴隸為「最後的朋友」主題曲)。 

看完《單戀》，覺得此書拍成電影會頗有戲劇張力，此書有許多以男性眼光透視「女身男人」的角度，告訴四周的異性戀者只是愛戀著對方性別中的異性部分而不自知，其實那個人身上的同性部分是存在的。許多讀者將此書與《嫌疑犯X的獻身》相較，一本是同性戀、一本是異性戀，就犧牲度而言不相上下，不管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都是愛情的奴隸。

槍聲響起─《末日小鎮》

《末日小鎮》適合讀者：烏托邦理想者 

台灣歷經SARS，一場震撼教育帶給許多人生活的不便，甚至天人永隔。報章新聞被隔離的醫護人員、感染者傳染著恐懼惶惶，於是人人帶起口罩將自己隔離，口罩價格缺貨飆漲，聽到咳嗽聲便驚跳起來，陷入一種「別人即是傳染源」的擔憂裡。如果對SARS有這樣的記憶，或者存有戴口罩進公共場所的些微記憶，閱讀《末日小鎮》時，便能有同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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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小說情節洩漏，6/14修改)

《末日小鎮》是以1918 年西班牙流感大爆發為背景，雖為戰時，傳染病的肆虐卻比戰爭還殘酷，然而美國政府力求打仗第一，造成一面派大兵上戰場，一面卻是軍民傳染病亡，人口的雙態削減，促使美國政府不得不暫緩徵兵，因為還沒有對抗流感的良藥。 當時美國正處於社會天秤的擺動期，愛國與反戰、資本與勞工是對立的，反戰者是德國支持者，遭受軍人欺侮；資本家壓迫勞工，勞工被剝削，就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書中的烏托邦共和鎮因此誕生。烏托邦國民鎮的首領查爾斯渥西為了讓勞工不再受剝削，與父兄分家後，買下一塊土地，自己開墾，召來勞工階層共享利益，在這裡的勞工可享有自給自足與合理報酬，彷彿是桃花源，不同的是勞工仍問世事、與其他城鎮通商，隨著移入勞工越來越多，烏托邦共和鎮的存在遭受資本家的質疑，更慘的是流感爆發，阻斷生機、造成危機。查爾斯渥西透過表決，通過隔離措施、輪流守衛的方式保全小鎮不被病毒壓蓋。一日，查爾斯渥西的養子菲利普與葛拉漢守衛，一名美國士兵出現在入口，哀求卻慘遭葛拉漢槍殺，之後第二個士兵出現，內心掙扎多日的菲利普決定讓第二個士兵進入小鎮，被發現後兩人被鎮上隔離，然而病毒沒有因為隔離而停下，物資短缺的鎮民逐漸失序，鎮民感染人數遽增，烏托邦成了死亡小鎮，外面又重促從軍令，小鎮幾乎走向毀滅，經過隔離的菲利普被認為是帶入病毒的元兇，然而事實卻非如此。
《末日小鎮》的故事不如我所設想的那般高潮迭起，全本是低溫的、灰色的，對於末日的解釋也留有幻想空間。所謂的末日是人為所造成，自然與人體自會找到平衡法則，人類終會產生對環境的免疫與抗體，所以西班牙流感是一時的爆炸，可懼的是爆炸前後的人類行為，所以《末日小鎮》的故事是浸在一片迷霧裡，當人類認為共有的敵人是病毒與德國，在迷霧中躲避兩者的夾擊，卻被同袍鄰居傳染陷害。

 可設想如果〈桃花源記〉的武陵漁人走進桃花源裡，看到桃花源裡的太平自足、怡然自得，心生羨慕憧憬，與桃花源的居民分別後，將桃花源告知天下，又剛好桃花源沒有隱蔽，逃避禍事的天下人紛紛進入桃花源，桃花源的入口豐草將被踏平，外來人口的心眼、苦悶對桃花源造成衝擊，甚至是糧食銳減、感染疾病，又或者朝廷官吏當桃花源聚眾圖謀反叛、逃避社會責任，遂下令圍剿，桃花源不會再是桃花源了。 

《末日小鎮》的共和鎮就是桃花源的概念，居民躲避外來的三層包圍，一層是來自週遭的流感病毒，一層是美國政府的徵兵，一層是不協調的勞資雙方，來自環境、國家、經濟的壓迫，促使人民進入假想的桃花源，當桃花源外面有人探頭探腦，桃花源人起身守護反擊，終至悲劇。 共和鎮居民也非保有守護的決心，在戰亂災禍、物資短缺之時，桃花源外的世界反而是紓壓的空間，所以一些居民偷偷溜出去，當病毒入侵之時，居民紛紛怪罪放外來士兵進來的菲利普，殊不知病毒入侵的點是多點的，然而當矛頭指向某一個點時，居民喪失了理智，指責成為批判，多人的力量大過少量的發言，所以無罪者因此定罪、有罪者因此銷罪。

桃花源自己掀起猜疑的戰爭，外侵與內爆造成居民必須面對抉擇，走向自我封閉、隔離他人的自私處境，同時得面對道德良心的天秤。 當今日的戰爭仍與愛國思想畫上等號，當勞資雙方不斷與薪制、法令交戰，《末日小鎮》的背景可能比病毒更為突顯，《末日小鎮》的道德良心同時指涉勞資、參戰，「參戰是否符合國家道義」與「勞資問題是否符合利益」是《末日小鎮》的第二層、第三層問題，透過病毒來詮釋戰爭與金錢，戰爭與金錢對人類而言的確也是病毒，端看讀者的道德天秤如何擺弄，在不同的時空背景，卻有同樣的問題。 

海洋一國理想─《群》

《群》適合讀者：地球環境關切者、科幻小說愛好者 

一直很喜歡倪匡架構科幻小說的眼界，在他的科幻小說裡，人類是觀察與被觀察的一群，當人類探索天外星球，外星族群也會融入人類、殖民人類，與人類產生利益或感情糾葛，有些外星生物型態、心態與人類無異，因此人類不是獨一無二的一群。人類是生物圈的一類，也許是天外某種龐大族群所饌養的寵物，或是被視為養在實驗室器皿中的細菌，與其他物種放在一起競爭，剛好繁衍到60多億，實驗者看著人類如何消滅、侵略其他物種，可能是龐大族群眼中的高等、進化、肉食性細菌或生物之一，如同人類對靈長類所做的實驗，也許人類的壯大是對龐大族群的反撲、人類與生態的平衡問題是因龐大族群的刻意控管，當然以上毫無證據，一切來自科幻小說(如世界大戰、外星人)、電影(如MIB、ID4)、X檔案的情境假想，但是以上可以當作《群》這本小說內容的閱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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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是用「多視角」寫法，由多個主角在各地起跑，然後聚集到「獨立號」上，因此在這之前，要寫來自各地的警訊，各地警報響起，祕魯魚群消失與群殺、各地鯨群攻擊船隻與觀光客、挪威的甲烷蟲在大陸棚鑽孔、法國食用龍蝦被污染、海底探測隊被擊殺、洋流消失，這些事件未必有所交集，但是共同指向來自未知的深海。
人類世界只有無盡的未知，來自外太空、來自深海、來自地心，當這本小說拋棄人類最大的未知恐懼─來自天外的外星生物，而摘取來自地球上的環境問題，這本小說已經成功一半了，讀者當然也愛看電影中大章魚以觸角包住地球、遮蓋天空的飛碟轟炸白宮的驚悚畫面，但是那是電影的爆米花時刻，讀者最大的恐懼是來自與人類共處的生物會如何反撲人類，就像國家會怕他國入侵而非外星生物進攻一樣，畢竟人類作賊心虛。 

小說成功的另一半在於行銷手法，出版社順勢推出《群報》，標題是聳動的「挪威沉沒」、「深海電纜斷裂」，配合小說故事發出新聞稿，不仔細看很是嚇人，細看才發現記者群是「業全真」、「黃小唬」、「賈近聞」，《群報》其實是《群》的搶先試讀，將小說中發生的事當作報導內容，《群報》的推出，又讓小説往成功之路邁進。

不可否認的，《群》上下兩冊的下冊存在的問題比較多，上冊在於鋪陳海洋反撲的前奏，帶給讀者暴雨前的淅瀝滴答聲，或是未聞雨聲先聞到下雨前空氣中彌漫的下雨預兆，所以讀者在期待暴雨的結果、原因。下冊被寄予厚望，但仍未跳脫科幻電影的小小模式，給予一個解釋後，這個不太能讓人信服的演化、變形過程就是海洋反撲事件的源頭，像是海洋的母親在討伐傷害它千萬海洋子民的一個可分裂的生命體，以這個看來科幻意味過於濃厚的生命體來標示「環境異常」的警鈴。 

從上冊到下冊，所要點醒的環境問題不只是來自海洋，Yrr所代表受人類壓迫生命的群體生物，換做任何生物群體都有可能，人物想像無限、恐懼無限，殺人蜂、殺人鯨、殺人蟑螂、殺人蜥蜴…等都被拿來用做電影內容，以《群》的內容來看，各種生物都有可能起身反撲，人類已經意識到這點，而且能化作恐怖電影的內容，作者化為文字去點醒人類的恐懼，正如「不可面對的真相」，在人類衝鋒陷陣的時候，需要一些聲音讓人類停下來想想為何而戰、死傷多少。

 已推出《群》十萬冊奇蹟紀念版、《海，另一個未知的宇宙》，重新檢視《群》的銷售意義，作者試圖用《群》這部好萊塢式冒險刺激的小說來說服廣大的讀者群，《海，另一個未知的宇宙》卻是研究性質的書籍而非小說，相信作者有更大的海洋理想。透過「進化」看《群》和《海》，作者寫作《群》的目的在於警醒讀者海洋仍是未知，作者寫作《海》的目的於讓讀者認識海洋、關心海洋，海洋包圍陸地、生物來自海洋、人類通過海洋，甚至生命永葬於海洋，正是從土地來、往土地去，從海洋來、往海洋去。 

殺人的藉口─《冰霜將至》

《冰霜將至》適合讀者：韋蘭德探案系列愛好者、警察程序愛好者 

得很老實的承認：我對「韋蘭德探案」系列的殘留印象不多。很久以前曾閱讀《無臉殺手》，依稀的記憶是韋蘭德這個主角被家庭、瑣事、私事纏身的窘態，另外我覺得步調稍慢，一度認為韋蘭德系列處理家庭紛爭的頻率是高過刑事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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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暢銷小說、暢銷犯罪小說的圈圈裡，賀寧曼凱爾(Henning Mankell)在瑞典是暢銷小說作家之一，他筆下的韋蘭德是個很普通的角色，他在辦案上表現出色，但是家庭上實在混亂，在閱讀《無臉殺手》時，就已經認知到「韋蘭德探案」系列不是我喜愛的口味，因為我不太喜歡小說中把腐爛刑事案件所浸泡的心情帶回家的警察，不太喜歡他面對私人家庭問題的態度，也不太欣賞他的壞脾氣。 

《冰霜將至》會吸引我的原因是因為文案，在《冰霜將至》中，跨越了年線，女兒琳達從警校畢業，即將擔任警察重責，此書也是韋蘭德是第一次和琳達合作辦案。琳達照樣與父親韋蘭德弄彆扭，兩個難以相處的家人同在一個職業別中，惹得韋蘭德走入更深的矛盾裡，一方面是有女繼承父業的隱約驕傲，一方面是擔憂女兒安危，這個部份可能是「韋蘭德探案」系列中最接近韋蘭德這個父親角色的想法深處，在他的內心，家人雖可恨(家人同樣覺得他可恨)，但還是擔心萬分，所以《冰霜將至》有關照到父親對孩子的感觸。
此書的主角應是琳達，但琳達還在起步階段，所以韋蘭德的部份是比較重的。故事是描述連續發生的火燒動物事件，事件演變成為縱火、殺人案件，開始有受害者產生，以令人髮指的處決方式對待受害者，在平靜的地區掀起不安，越來越嚴重的攻擊殺人案件引起韋蘭德重視。琳達參與案件訪查後，友人的家庭問題困擾著她，而後發現友人與她、韋蘭德參與的案件有密切的關係，這背後似乎有個團體，這個團體以宗教之名懲罰、動私刑，這個宗教團體以上帝的名義懲罰世人，而且團體有更大的企圖，他們想要改變拯救世界，琳達、韋蘭德要做的就是揪出他們。 

書中指涉的宗教團體如文案所述，整個事件就是發生了，是對宗教、現實的一種反思，讀者就是跟隨沿著掉落的麵包屑，只有書中主角有扭轉的能力，但不是好萊塢、神探辦案的方式，他們能搜尋麵包屑掉落的地點，對附近展開地緣調查，點線面式的網住相關人士，或者被動的等待更多案件發生，直到已經可以掌握其規律與相似之處，一如報紙上的刑案破案報導，沒有太過華麗、懸疑的鋪陳，跟處理案件比較起來，韋蘭德與琳達的吵架鬥嘴反而是高溫的，案件是低溫的，應該是待化的融冰，而韋蘭德與琳達都是烈酒，案件是催化他們爭吵的部分原因，更大的導源是家庭暴力的傷痕。 

《冰霜將至》的相關資料在網路上不太好找，amazon上可以找到一些讀後感想，評價是高的高、低的低，是與作者寫作方式有關。看了一些心得，發現心得指向同一個位置，《冰霜將至》的閱讀價值可能不是文字本身，而是在於角色，《冰霜將至》具有角色繼承性、完結性，可能是韋蘭德的結束。 

(試讀本由皇冠出版社提供)

青天之下黃土之上─《包公遺骨記》

《包公遺骨記》適合讀者：包拯迷、歷史愛好者

陳桂棣、春桃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是一部具有爭議性的圖書，這本書雖曾獲德國柏林的「尤里西斯國際報導文學獎」與《亞洲週刊》公佈的「2004年最有影響力的十大好書」等國際性榮耀，卻也是中國政府發佈布的禁書之一，與台灣熟知的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同樣是「八大禁書」，後來章詒和在報章雜誌上嚴控反駁的新聞不得不讓中國政府否認。台灣在2004年出版《中國農民調查》，2007年出版《包公遺骨記》，《包公遺骨記》也相繼獲得國際好評。《包公遺骨記》不脫歷史陳述性質，還原包公墳、包公墓誌銘，對這個華人社會理想的清官典型展開更深刻的歷史判斷，而且充滿人文關懷，尤其在「清官比貪官更壞」的文革時代背景，包公墳的飄零代表中國繼宋代到1970代的歷史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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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遺骨記》雖為歷史題材，但是附和出版界近年掀起的中國盜墓小說熱，《包公遺骨記》就顯得更有趣，前者是盜墓者，後者是護墳者，而透過歷史還原與記敘，具有小說的戲劇效果，讀了令人感動又驚訝。在包公遺骨出土的過程裡，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風聲鶴唳，包公與祖先信仰都是被批鬥的對象，而包家後代子孫謹守祖訊，抱持著包家骨氣，分散各地卻是上下一條心，維護組墳不遺餘力，不讓破壞者剷掉祖墳，沾有包公骨血的包家人、歷代守墳人都以守著包家墳為榮，幾百年來的牽連、家族血緣似乎比世人所想得更堅韌牢固。 

包公故事做為戲劇的題材為台灣社會掀起巨浪，金超群所演的電視劇「包青天」的收視率極高，變成台灣社會的一種集體期望，但是「包青天」做為戲劇，已經改變包公形象甚多，與江湖俠士的關係太過友好。戲劇的包公多來自石玉崑、俞樾改名的小說《七俠五義》，原名為《三俠五義》，描述包公有情有義、奉功無私的包公斷案故事，與御貓展昭、江南五鼠、北俠歐陽春、丁兆蘭與丁兆蕙雙俠多有互動，以江湖世人臣服朝廷命官的故事帶出投誠的意義，其中不乏俠義故事、靈怪故事，但是不可否認的，三俠、五鼠的故事為此書增加許多趣味性。

《三俠五義》的包公前身更為複雜多元，關於包公故事有正史紀錄、筆記、話本、戲文、雜劇、詞話、小說、民間傳說等材料，明清兩代為盛世，出現《包龍圖判百家公案》、《龍圖公案》兩部公案小說及清代《清風閘》、《萬花樓》、《五虎平西》、《五虎平南》、《三俠五義》等，其中以《包龍圖判百家公案》(後稱《百家公案》)、《龍圖公案》、《三俠五義》三部小說收入最多包公故事，其中最早的是《百家公案》。

《百家公案》百回，廣泛吸收紀錄公案小說情節，將之記於包公名下，包公成為故事中的判案者，故事內容傾向於包公懲惡、除暴、執法清明，是上天下地、通靈顯靈的判案者，做為案件審理的判決者，包公形象不特出，雖保留包公關心民眾、昭雪冤情的傳說，但是更彰顯的是刑罰內容，因此可見《百家公案》的情節故事並非是頌揚包公的事蹟，是將誤植於包公身上的判案刑案與明代法律增加相合度，為宣揚、正統而服務，其中卻不乏煽情、通俗筆法，與《龍圖公案》一樣都不符合現在人讀小說的期待性。 就因為古代包公小說離包公尚遠，正史資料有限，在宋人筆記稍能搜尋，在紀錄歐陽修、王安石的筆記也能找到一點紀錄，與世人熟知的包公形象相差不遠，似乎包公的歷史沒有奇處可談了，但是《包公遺骨記》做為紀錄找尋、清理包公墳的紀實書籍，卻寫出一個新的包公，一個更符合傳說的清廉包公。 

《包公遺骨記》的包公遺骨在文物工作者程如峰的考證、走訪包家後代，找到了真實的包公墳，推論當時包公樹敵太多，所以包公墳不張揚，透過口耳相傳，包公之後守著包公生前遺言，兒孫皆清貧、不愛財，一個華人世界的典型公正清官，後代的子孫、兒媳孫媳，身邊財物卻只有幾十枚錢幣、幾副首飾，安身之處又因文革批鬥險遭，令人唏噓感慨。 

挖掘包公墳一波三折，連歷史都被改寫，有位包家長媳孫氏更是聰穎，她將包公早年因七出之罪趕出去的小妾之子接回來，獨自撫養他長大，成就另一位傑出的包家之後，因長媳的突出，公婆喜愛，造就家訓非凡的包家。就這點上有讀者認為包公一生有三個女人怎是不好女色？與宋人紀錄相差甚遠，以現在的價值觀當然不合理，古代女性早亡，男性自然會再娶，不管是世宦人家或是平民百姓都是如此，跟男性好不好色沒有多大關係，當然不可否認宋代開始對女性限制越來越多，過度要求女性重名節、性貞烈，成為歷史遺毒。  

在《包公遺骨記》可以看到許多書中想要提出的點，不只是包公這位不朽的清官，還包括包公子孫、包公媳婦、包家恩生、包公墳守墓人、多位文史工作者以及文物守護者等，沒有眾人的奔波，包公墳無法重現天日，更無法替包家子子孫孫找到磕頭祭拜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