兇手不是重點─《同學會的缺席者》

《同學會的缺席者》適合的讀者：對校園霸凌現象有興趣的讀者 

一本令人驚豔的小說總是在不經意之處佈下蛛絲馬跡，然後最後峰迴路轉，给予掀開書頁的讀者最後一擊。閱讀這樣具有邏輯或在寫作中加入情節張力的小說，可能是推理、驚悚、犯罪小說，也可能是其他小說，但是推理、驚悚、犯罪小說製造出的閱讀後勁無疑是高出其他的小說，讓讀者產生一種有所感卻很難一吐為快的閱讀感受。推理、驚悚、犯罪小說的兇手與真相是故事的重心，「因為」與「所以」可能是故事中最需工夫的情節，因此如何鋪陳起承轉合的連結性是作者必行的功課。

 

不論讀者怎麼看待《同學會的缺席者》一書，書評將此書捧很高，實際上也不差，但是對閱讀者來說，這是一本很「安全」的小說。《同學會的缺席者》的故事可以分割成兩塊，一塊是主角莎賓在回憶兒時好友伊莎貝兒失蹤的真相，一塊是莎賓生活的片段。前者製造了飄邈懸疑的霧氣，可以感覺經由作者之筆，兒時的莎賓騎著單車看著前方的伊莎貝兒被霧氣籠罩，在一條沒有盡頭的小徑前進著，因霧氣的飄動時而看見伊莎貝兒的些許身影、時而只能看到眼前佔據的白霧。後者則是一篇篇平淡帶點疑懼的日常工作記事，可以看到辦公室女王蜂與小人卑劣的職場文化。前者和後者看起來是完全不相關的情節，然而寫後者的目的卻是再次製造幾位嫌疑犯出場，讓原本有嫌疑的角色脫離被矚目的舞台，而讓某幾位無辜涉入的嫌疑犯變成讀者目光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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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讀小說可以發現前者是作者拿捏得宜、聚焦得當的部份，但是後者卻拖累了整部小說的懸疑氣氛，不只沒有擾動不安的霧氣，反而驅散了霧氣，讓許多讀者發現了作者的意圖在於干擾讀者的判斷，反而讓讀者的眼光回到了原本有嫌疑的對象，而讀者也沒想錯，兇手就在這裡面。還好《同學會的缺席者》並不是為了寫兇手如何行兇、寫兇手的真面目而生，而是寫一種恍然大悟後的孤寂、寫糾結被解開後的癱軟。

既然作者的目的不是寫一個巧妙配合的時地物，作者就是選擇了一種「安全」的寫法，就是說無論兇手是誰，對於小說整體的影響都不大，因此讀者可以把小說中的幾位嫌疑犯都當成真正兇手套回故事中，卻可以發現需要更動的文字篇幅不多，幾乎只要在結局部分稍稍更改，又可以變成另一個版本。

 《同學會的缺席者》這樣的巧合是為了寫作而生，作者對於區隔兇手與嫌疑犯並沒有多下工夫，形成了潦草的塑像，化解了幾個角色的獨特性，也使小說中的「因為」與「所以」無法連貫。縱使小說中有一些學步他書的不完美之處，但作者對校園霸凌現象、同儕相處模式的寫實功力卻是小說中最突出的一點，在這個部份反而看到作者深入且自省的剖析，幾乎脫去寫其他情節的青澀之感，所以此書如果能重新對焦，將焦點定在校園暴力上，許多讀者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價。

愛無解─《為愛起程》

《為愛起程》適合的讀者：對愛與婚姻抱有憧憬或質疑的讀者 

在2006年，台北的國立臺灣博物館與台南的國家臺灣文學館曾展出「走向人民─俄羅斯文學三巨人」，匯集普希金、托爾斯泰、蕭洛霍夫三位俄國文學巨擘的生平資料，展示文豪們的手稿、畫像、生活用品，讓參觀者、讀者們瞥見文學作品外的作家，一個不同於歷史傳記記載、文學作品內藏思想所透露的作家。當時看完這個展後，一直心存疑惑，托爾斯泰是一位傑出文學家無可置疑，此展無非是呈現托爾斯泰實現道德理想的一面，而略過了托爾斯泰脫下完人衣裳下的真實面孔。在「走向人民─俄羅斯文學三巨人」展中，全面性的介紹了托爾斯泰身為基督教改革者對追求道德、人生意義的生命探索，他用文字寫下、用生命走過，訂下戒律與範式，然後留下一塊角落給他的婚姻，用了「婚後的大部分時光過得熱烈而快樂」來填補他的婚姻紀錄。這樣的介紹顯然留下了許多想像空間，如果以今日強調羶色腥的八卦次文化來詮釋，「大部分」外的隱私可能是外遇與不和，名人的生活引人注目，這個「大部分」字眼下的有趣，也帶出很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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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托爾斯泰在文學、思想領域的領導者身影後，這身影後的陰影同樣是個迷人世界，《為愛起程》一書就是構起文豪家庭生活的假想書，將托爾斯泰的日記、家人的書信、學徒秘書的紀錄構成一本小說，用多重視角的方式來拼湊起托爾斯泰的一生。在作者的筆下，托爾斯泰是個被懷疑的對象，也飽含自我質疑的部份，這種搖擺不定的方式不但沒有汙衊、醜化托爾斯泰的成分存在，反而添足了人非聖賢的常人宿命，因此小說比一些充斥著虛假與褒揚的傳記、回憶錄來的誠懇，是因為作者筆下的托爾斯泰是個很真實的男人。 

《為愛起程》著墨於托爾斯泰思想理念上的前後矛盾，早年沉迷聲色，所以提倡禁慾；生活寬裕享受，所以信仰節儉；身擁土地與財產，所以同情貧窮農民。托爾斯泰在小說中，變成了因有而思無的普通男人，脫去聖人、文豪的華麗外袍，赤裸裸的托爾斯泰如同一般男性，對聖俗、情慾、貧富有著嚮往與罪惡感，然而在他巍巍顫顫的身形下，他無法抗拒這些靈肉之歡帶來的歡快，所以陷入佔有與拋棄的兩難中。
 
在他妻子索菲雅的篇幅裡，可以看到托爾斯泰不同於表像的一面。這些聖者面具下的野性不是在諷刺無垢的面具，而是寫一個活生生的男性、丈夫。索菲雅對托翁的感情是種自私的情感，但是這種自私並沒有對錯，只是自然陳述出一個女人被禁錮或自我設限的情感範圍。她質疑丈夫的禁慾主義與他流連花叢、生育13名子女間的反差、她痛恨丈夫身邊那好似妒恨男寵的托翁信徒、她難過丈夫企圖奉獻名下財產而棄子女繼承於不顧的大公精神。 

在某些讀者的眼裡，索菲雅與托翁信徒們無非是私與公、膚淺與現實的思想差距，但是索菲雅的身分讓她成就一位妻子、母親、愛人而非無追隨者，托翁信徒們的身分讓他們成為一個個學生、受益者、愛慕者而非與他生養子女的妻子，她與他們各自感受到托翁的一部分，這兩半都是托爾斯泰，也是一種出於奉獻的情感、濃烈的愛。從作者寫高齡82歲的托爾斯泰離家出走的情節裡，似乎可以看到作者對托翁選擇生活的質疑，作者認為托翁選擇實踐理想或是為人夫皆是捨棄犧牲某部份的他，而成家生子未必是托翁的最佳選擇，托翁的作為就如同普遍男人所以為的捷徑，而未料他選擇了一座名為責任的牢籠，這牢籠的鑰匙一直在他手上，卻始終不開門讓自己自由。索菲雅同樣也自己關進了名為愛情的牢籠，就如同普遍女人以為的最佳歸宿，而未料她的敵人不是女人，而是丈夫的理想、外界對她侷限住托翁的批評者，她手上也有鑰匙，只是卻無視自己擁有鑰匙的事實。 

小說以兩個世代的差距來寫愛情，再用瘋狂與自由來鋪陳兩段不同的愛情。既然小說詮釋的是愛情，所以以小說試圖印證出愛情裡的多重面向，寫愛情的美好、自私、慾望與可怖。小說中的兩個對照，瓦倫汀和瑪莎是自由重於愛的一代，而托爾斯泰和索菲雅則是責任與愛交織的上一代。作者原先的意圖是以兩代的愛情作為對比，一是愛與受限的正比關係，一是愛與自由的不等比關係，但是托翁和索菲雅充斥壓力與衝突的相處過程壓過了瓦倫汀和瑪莎的愛情，幾乎感受不到年輕男女的心思糾葛。也許作者的意思是「戀愛」與「婚姻」是兩種不同的模式，或許作者想說明「戀愛」走入「婚姻」的變形，道出每對情侶的起程是愛，而婚姻變成了一個轉折點，最後只剩下責任和羈絆的愛恨關係。